汉武帝在位期间奠定了西汉强盛的局面，故有“功莫大于秦皇汉武“之称，汉武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均有建树，因此历代史学家对其充分认可和赞叹。汉代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称赞他：“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清人赵翼在书中说：“武帝驾远驭……史称雄才大略，固不虚也“。当代伟人***亦非常欣赏汉武帝，称其“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已诏，不失为鼎盛之世。“汉武帝晚年颁布轮台罪己诏，自我反省过错，重启汉初的休养生息、轻徭薄赋致使国势趋于稳定，为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12]
折叠昭宣中兴
刘彻之后，汉昭帝、汉宣帝相继即位，任期内西汉经济繁荣、政治稳固、文化昌盛、科技发达、疆域辽阔、四夷宾服，被今人合称为昭宣中兴。[4]
汉宣帝刘病已汉宣帝时期，西域各国纷纷脱离匈奴归附西汉，中原与西域交往逐渐频繁。公元前61年击败西羌，后委任将军赵充国实行屯田，加强边防，使羌人归顺。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率万余人归附，郑吉大破车师、威震西域，汉宣帝在乌垒城正式设西域都护府，监护西域诸城郭国，总管西域事务，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正式将西域纳入中国版图。匈奴呼韩邪单于于公元前51年朝见汉宣帝于甘泉宫，降服匈奴为北藩解决边患问题，促使西汉国力达到极盛，史称“孝宣中兴“。
前49年十二月，汉宣帝驾崩，太子刘奭继位即为汉元帝，汉元帝在位时期崇尚儒术。前36年，匈奴郅支单于被陈汤斩杀于康居，发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时代强音，至此唯一反汉的匈奴单于被剿灭，汉匈战争告一段落。前33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亲，刘奭以宫女王嫱与之和亲。刘奭在位后期，因土地兼并盛行、中央集权衰落、阶级矛盾加深致使西汉由盛转衰。
折叠王莽篡汉
西汉后期，政治日益腐败，土地兼并成风，社会动荡不安。面对这种形势，有不少人向朝廷提出解决危机的办法。[5]汉哀帝时，大司马师丹针对当时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的现象，提出对贵族豪富占田及奴婢的数量加以限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提出详尽的措施：从诸侯王到吏民百姓，拥有田产最多不能超过三十顷；占有奴婢的数量，诸侯王不得超过二百人，列侯、公主不得超过一百人，关内侯、吏民百姓不得超过三十人；富商大贾不得做官、不得拥有田产；田产、奴婢数量超过以上限制者，一律没收入官；官奴婢年在五十岁以上者，可以免为庶人。[5]由于当时绝大多数豪强地主、贵族官僚都早已超过最高限额，因不愿放弃自身利益，所以这个建议刚一提出，即被束之高阁，成为一纸空文。[5]
切中时弊的建议无法实施，荒诞、迷信的理论蔓延起来。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宣扬汉代将终，应当改朝换代，甘忠以假鬼神罔上惑众的罪名下狱病死。[5]甘忠的弟子夏贺良又提出汉历中衰，当更受命的理论，他对汉哀帝说：成帝不应天命，所以绝嗣。现陛下久病不起，灾异屡现，正是上天对世人的警告。为了延年益寿，生育子女，杜绝洪水灾异，应当更改年号[5]。
新朝建兴帝王莽内外交困的汉哀帝，在黄门侍郎李寻、司隶校尉解光等人的怂恿下，将这种作法当成救命的稻草，宣布再受命，主要内容包括：改建平二年(前5年)为太初元将元年，改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一个多月以后，汉哀帝的病情没有好转，却发现夏贺良与李寻、解光等人串通勾结，企图罢退丞相、御史，以李寻、解光辅政，进而控制政权，遂将夏贺良下狱处死，李寻、解光也被流徙到边郡。
此时的刘姓皇统在社会上、包括一部分官僚地主中，已经失去威望。[5]外戚世家出身的王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崛起，[22]王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颂其功德者竟达48700人，各地方官吏也不断向王莽献祥瑞，为其制造代汉的舆论。王莽就在地主官僚的拥护下，由“安汉公“到“假皇帝“，终在公元八年十二月，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新“，西汉灭亡。
折叠编辑本段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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