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州守军之前本来就是做个样子应付差事，这下连差事都不愿应付了。
一些人将手伸向有限的防御工事维护经费上，更多的人则对大同的渗透视若无睹。
也就是徐泽考虑到濮州离开封府太近，不想过度刺激赵宋君臣脆弱的神经，才没有让共建会的活动公开化。
身在信息闭塞的后方，平头百姓有可能会被官府的宣传蒙蔽。
但处于一线的濮州军民却有自己的眼睛和鉴别力，同宋两国谁强谁弱，在那边的日子更好过，百姓们自有判断。
随着大同取代大宋的形势越发明朗，私下“通同”的濮州军民也与日俱增。
而在朝廷迁都之后，更是有失去控制之势。
袭庆府之乱表面看是知府徐处仁尸位素餐不修战备，守军贪生怕死无胆迎敌，让一个并不大的仙源县突发事故都能引发举府兵马溃逃的恶果。
实际却是宋军深入骨髓的惧同情绪在朝廷主动迁都避敌后的大爆发。
堂堂天子与衮衮诸公都没有直面大同帝国的勇气，凭什么要求贱如罪囚的底层丘八们将自己的脑袋送给注定打不赢的敌人砍？
因而，袭庆府的问题绝非个案，同样处于大同帝国半包围的濮州肯定存在类似的问题，差的只是另一个“仙源县之乱”让守军解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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