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你说土改需要区别对待地主阶级？”老mao抽了一口烟，问道。
“对，根据后世的很多资料，土改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由于土改时，因为地主家的后代好吃懒做，结果败光家产，而贫下中农通过自己努力，一家人半辈子jīng打细算，终于熬成了富农或是小地主，结果土改一来，好吃懒做的败家仔分了地，手脚勤快的正经人没收了大批财产，挨了批dou，掉了脑袋。”王凡解释道。
“可是实际工作中，如何区分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人的主观因素影响太大了！”刘少qi深知这里面的弯弯绕绕，说道。
“我的想法是，咱们土改时各村子都会成立贫民团和儿童团，前者负责维护全村的治安，后者搞活动，宣传政策活跃气氛。那么在贫民团和儿童团成立后，稳定住村里情况，可以先给大家讲故事，一个是周扒皮似的地主（大家都知道吧），一个是刘罗锅子这样的地主：虽然家里有车有马，但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块豆腐割两半吃两顿，撅着棉裤撅着棉袄腰里扎个绳子，一弯腰都露肉（裤子破了），攒两个钱就买点地，攒两个钱就买点地，熬成的地主。”
“你这样讲故事是为了什么？”刘少qi接着问道。
“让大家有个具体的印象，对号入座，看看自己村子里的地主是什么样的，然后让把逮捕的地主绑好了，让他们冲前坐着。后面摆上两只碗，一只前面放把小刀，代表砍头，如果一个村子里80%以上的人都投了砍头票，那么这个人的民心也够呛了，就算不是周扒皮也差不多了（当然审案供词还是需要的）。如果低于80%，那么统一送往监狱服刑劳役（最起码活着，而且服刑一段时间后，就可以恢复公民身份，释放后同样可以享受廉租房和最低生活保障），如果低于20%，那么这个人应该在当地很得民心，应该按照中农政策对待，分得自己的必要生活财产。我的想法大体是这样，纯属纸上谈兵，希望可以抛砖引玉，总之中心思想就是地主间也有好坏，土改中可以区别对待。”王凡解释道。
“那些好吃懒做的和游手好闲的，怎么办？有想法吗？”周恩i插话道。
“这个暂时还真没有，虽然也可以让村民投票，可是从后世汇总的资料看，最先靠近进村工作队、积极参加运动的，‘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人居多。这些吃不上、穿不上，靠要饭过活，被乡村们称为‘穷头儿’‘二流子’，工作队来了，立马油头滑脑地给你汇报很多工作，被当成积极分子。老实说，他们中间有些人品质是不太好，但正因为他有这个特点，能帮着把运动掀起来，所以很难说他们的优劣。”
“不过他们有一个特点，第一肯定不占主流，只要入村的干部一人为私，多人为公，保证投票的公平公正，应该会减少许多冤案。同时这些‘二流子’虽然有种种不好，但也算炎黄公民，分得应得的田产也无所谓，不过后世他们分地后，继续好吃懒做，坐吃山空，把牛、农具、田地卖了后（后来国家禁止买卖田地），又成了无产阶级，这时对他们就应该秉公办理，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就完了！”王凡说道。
“田地那个倒是好办，暂时禁止直接买卖，但是允许长期租给别人或是入股，这样每年都可以得到一些收入，再加上最低生活保障，保证最起码的生活应该没有问题。”刘少qi想了想，补充道。
“除了这些细节，我们还要避免历史上贫民团的干部，后来不少被‘搬石头’（历史上土改后，党内认为一部分党员在土改后富裕起来了，不再革命了，成了继续革命的绊脚石，只有把这部分人搬掉，革命才能继续进行），‘扫堂子运动’（对于没收地主和富农的财产，持续高涨的热情危及一些生活本不宽裕的中农家庭。如果有哪个村的‘砍挖运动’不彻底，其他村的人也可以去挖出来，谁挖归谁，这被老人们称为‘扫堂子运动’。并且农村被清扫一空后，人们又把目光投向城里人，造成每一个城门外都有个四五百张爬犁），不能让这些错误重演。”老mao喜欢思考大是大非的战略问题，出言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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