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本事实从很早以前就完全地为詹妮娅所接受了。在她尚且年幼的时候，她以孩童的视角观察周围所有人，同时也能聆听所有人对彼此的评价。如果她在这种观察中学到了什么刻骨难忘的知识，那就是所有人都在掩饰和撒谎。所有的人，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都有着不止一张面孔。那不是出于某种刻意的酝酿，只是一种角色扮演的社会需求。她曾吃惊于母亲在谈判中的声音时何等冷静而紧绷，而如果在另一个马尔科姆精心设计的场合里，俞庆殊也能像个小姑娘那样咯咯地发笑。当她面对詹妮娅时又成了第三个人。这三种声音听起来简直不像是从同一张嘴里发出来的。当然，不只是她的母亲，她所能观察到的每个人都差不多。
而她那有着庞大家产的异国老哥，是她所知道的最严重的撒谎者。
成年人在社交往来中做出的判断有时会错谬至不可思议的程度。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一套固定的观察和解释模式，因此很难再去模拟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模式。很早以前，詹妮娅知道她的老哥正站在悬崖边缘。一种危险的、具有毁灭性的沉重情绪在折磨着他，促使他在午夜时分独自徘徊于客厅和前院。有许多晚上她从梦里惊醒，察觉了自己房门外正发生的事。但是那时她已然明白自己是无能为力的，于是她便静静地躺在被窝里屏息等待。
她到底在等什么呢？或许当时她还不清楚，但十六岁的詹妮娅已经完全洞悉了那个答案：她是在等信号。最终时刻到来的信号。或许那是把手枪保险拉开的声音。或许是椅子被踢倒的声音。还有一种可能性最叫她担心：药瓶盖打开的声音太轻了，她可能会错过去。
当那个时刻到来时，当然她会冲出去。她会像猎豹那样从床上一跃而起，直奔客厅和后院。她会把他抓个现形，让他无可否认。然后她会让俞庆殊去给他找个心理医生看病，而不是让这对母子年复一年地兜圈子。那整个就是活见鬼。她妈妈总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不，那是完全说不通的，可是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作为一个律师，或许俞庆殊对证据的看重远远超过直觉，多年来她以职业性的耐心试探着自己的儿子，像在试探自己的委托人是否向她隐瞒了重大事实。可是她老哥也是个了不起的骗子。他几乎掩饰得天衣无缝。俞庆殊没有把握，至于另外一边嘛——
詹妮娅歪歪脖子，撇起一边的嘴角。她不认识那一大家人，但有件事一直使她印象深刻：在某次小年夜里，她母亲前夫的新妻子打来了电话，是打给她老哥的。可是她老哥恰好出去了。拿起手机的是俞庆殊。对面那位夫人于是和她母亲说起话来——那谈的都是些什么呀？她竟然听见电话那头的女人在夸奖她老哥。“又稳重又大方”、“靠得住的好男人”、“像他爸爸那样能担事”……
詹妮娅永远忘不掉当时俞庆殊脸上的表情，就像有一百个裸男只穿着草裙在她妈妈眼前跳肚皮舞。
谬误的产生是出于无知和浅薄，当然可以这么说。但是詹妮娅始终相信那评价不是空穴来风，那正是她老哥所扮演的角色之一。那可真是个了不起的骗子。她攥着手机想，他到底为什么跑去非洲？是因为他终于演不下去了？她可不会被轻易糊弄过去，因为她是詹妮娅。可是很不幸地，她是詹妮娅，只是个十六岁的高中生，不能独自跑去非洲旅行。但是等她读完大学那就不一样了，她要做一个成功的动物学家，当然她应当有机会去非洲考察，也早晚会搞清楚她老哥在搞什么鬼。她会从雨林里揪出他，就像她在小学时就做过的那样。
詹妮娅专心致志地想着这件事。她想得太投入了，结果在搅咖啡时晃了下手，差点把杯子给打翻。她眼也不眨地抽出纸巾，在咖啡淌到桌边前就把它擦得干干净净。做完这一切后她还下意识地朝周围望了望，想知道是否有人看见她打翻咖啡。真倒霉，有一个人正在楼梯口盯着她看，而且可能已经盯了好一会儿了。
周温行端着他的盘子走了过来。詹妮娅已经不能假装自己没看见。她希望周温行像昨夜那样不近人情，自己去找张空桌子坐。可是今天他好像又有了好心情，手里端着咖啡与一片很薄的黑面包，脚步轻捷而平稳。他笔直地走到詹妮娅对面坐下，眼睛看着她打翻的咖啡杯。
詹妮娅抓起杯边的白糖罐：“你要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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