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王朝的高官重臣们则大多没有这种自觉，或许是春秋任侠之风尚存，又或许是文武分界太模糊，这些官员一个比一个豪放不羁，尤其是李膺是边塞战功打出来的司隶校尉，是能吓得羌人丧胆的名将。在他看来，杀个人和杀只鸡也没什么区别，更别说被杀的人从道德上来讲确实是个该死之人，李元礼自然认为这是践行道义的义举。
而这般行为，在士人看来自然是拍手叫好的壮举。一则是为亡魂昭雪，二则是打击了宦官的党羽，告诉那些人，别以为勾搭上宦官就可以为所欲为。
然而桓帝的反应出乎他们的意料，如飓风般袭来的党锢之祸一扫而过，把李膺这些出头鸟全部打翻在地，也由此拉开了近二十年乱政的帷幕。
李膺或许是一时义愤，却是将屠龙宝刀递给了阉竖，正是杀机一发，遗祸无穷，
恰如刘备所言，若李膺是一介游侠，这种行为虽然不容于法理，却是足以被称为义士的壮举。但李膺是朝廷高官，他所考虑的应该是大局，这很冷酷，很无情，但却是政治的必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汉的宦官们实际上比士人更懂政治，因为他们知道规则的重要，知道敬畏大一统皇权。可士人们似乎还停留在先秦时期，并没有认识到“皇帝”与“王”的不同。
他们制定了秩序，却又常常破坏秩序，因为在这秩序之上，有士人自己的一套“道理”，这套道理的解释权则在士人手上，让皇帝如何能够高兴？
荀彧的脑子很乱，汉儒事实上是百家杂糅而成，他们除了儒家的经义，诸子百家也常有涉猎。虽然反对法家的严刑峻法，但他们也认可法纪的重要性，可这是第一次有人给他们剖析，当掌权者自己破坏法纪的时候，带来的后果有多可怕。
“规矩是约束所有人的，而当士人不讲规矩的时候，天子又为什么要讲规矩？不合理的规矩可以废止，可以更改，但绝不能暴力破坏，尤其是不能由制定者来破坏。
法纪之要，首在于信，一次对法纪破坏的伤害，需要无数次合理的判罚来弥补。文若担心天子无约束，这方面是最该注意的，当天子不遵法纪的时候，朝纲崩坏只在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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