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中央计划的批评有道理。苏联的官僚主义确实是场灾难。但他忽略了权力在资本主义下的集中程度。大公司像小型政府一样运作，影响数百万人的生活，却没有民主问责。」
「这是个公平的批评，」艾莉丝承认，「也许答案在於某种中间道路。受监管的市场，强大的社会安全网，工人参与管理...」
「像瑞典那样？」薇拉问，挑起眉毛。
「或者南斯拉夫，就这点而言。工人自我管理。」
薇拉看起来很惊讶：「你知道南斯拉夫的模式？」
「我做了研究。在我们的对话之後。」
薇拉笑了，一种轻柔、悦耳的声音，艾莉丝以前从未听过：「看看我们。一个资本主义者在为工人自我管理辩护，一个社会主义者在承认中央计划的缺陷。我们会让双方都感到震惊。」
「也许这就是进步的样子，」艾莉丝说，「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战胜另一种，而是从两者中学习，创造新的东西。」
她们谈到深夜，话题从政治转到个人。薇拉谈到她的祖母，谈到她在波兰童年的记忆——樱桃树、民歌、邻居分享食物的方式。艾莉丝谈到她在康涅狄格州夏天的回忆，划船、读书、感到既安全又受限。
「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这些事，」艾莉丝在一个时刻说道，意识到这是真的，「关於我对家庭生活复杂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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