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学堂开始向汴梁周边蔓延，渐渐扩大到全大宋。
不过在扩展的过程中，文人们也发现了情况不对，开始有意识的遏制。
这些学堂教导的学生虽然很多，但擅长儒学的却不多，而且这些人最后都进了儒家的学院，成了文人的一员，文人本该欢迎才对。
可是当学堂出来的人多了之后，文人发现他们以往糊弄百姓的那一套不太好使了，百姓居然能识破他们的真正用心，这就麻烦了。
原来，凡是从学堂毕业的人，不需要在儒学上有多深的造诣，但识字就必须的。
识字的人和不识字的人，在看待问题时有天然的差别。
不识字的人往往非常好忽悠，他们连官府的告示都看不懂，对官吏说的话深信不疑。
所以历代朝廷都信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一套，就是因为愚民好管理。
可是从学堂出来的人都识字，再想像以前那么糊弄就没用了，居然学会质疑官老爷了！
这让习惯了随意摆弄愚民的官老爷们很不适应，想要故意曲解官府的政令，以此来搜刮民财，就不太可能了。
刮不到钱了，这怎么行？草民就不应该识字，所以商号资助的学堂就必须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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