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及此处,王承恩停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才继续念了下去:
“朕之罪有三!”
“其一、未能清理上下,统合人心,致使北伐后勤不继。兵饷粮秣虽足,将军士卒虽精,但子弹不够,使精锐束手;药品不多,使伤患未复。”
“其二、空谈大略,未入实际。屡次更改北伐战略,身居千里之外而遥控军将,使大将惶然失措。幸蒙天佑,兼赖将士用心,尚未铸成大败。但长此以往,必有悔恨。”
“其三、将士征伐于外,朝臣议和于内,何其谬矣!朕虽知不妥,但未能及时纠正,遂使小人有非分之想,以至于乱及军中,莫衷一是!”
“此三者,皆朕之谬矣!于斯罪己,公告天下,皇天后土,但有责罚,请加诸朕身,勿累其它!”
……
这是朱由检的第七次罪己诏!
不过,与前六次不同的是,之前的每一次,他虽然都表现出了悔恨,但都泛泛而谈,最后都毫无例外地将罪责推给了其它人。
与其说那是罪己诏,倒不如说,那是一份他的诿过书!
怪天怪地怪别人,最终都不怪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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