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措终于答应带我去他来的地方。
一路往西，直到火车都不通。剩下的路全要靠脚。
路上走了两个多月，高原太折磨人，我差点死在跟加措回去的路上。
天空仿佛离我很远，只是空气却愈发稀薄，怎样喘气都还是觉着闷。抬头便是一座座看不到边的高山，我莫名觉着惶恐。
在我们的文化里，山是最崇高的生命，她远离世间一切丑恶，与太阳一道超然物外。
这里日落时间很晚，我的脑子不再能估测准时间，浑浑噩噩的，身体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也说不上具体是哪儿疼。
最近想战时的事情少了，时间经常被我用来发呆。
又不知过多久，我们停在一间破旧的小诊所里，加措揉捏着我手腕边侧凸起的圆骨，轻声说：“我们到了。”
我的手背上还扎着注射的针头，手腕、手掌尽是深刻的伤疤，如此布满疮痍的一只手，摸了摸他衣袍边缘上已经旧得开线的刺绣，他便将我的手掖回被子里。
药液点点滴滴流进血液，我的身体越来越冷，我告诉他：“凉。”
他去打了热水，灌在大肚子玻璃瓶里，然后小心地把玻璃瓶压在透明的输液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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